中评社香港4月7日电／上海证券报刊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的文章说，与朋友聊天，大家无不感叹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外资的影响力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资投行的干扰。
文章说，在中国，非常奇怪，本土政府咨询机构、民间智囊机构的意见很难真正得到应有重视，反倒是大量外资投行的经济学家经常被奉为各大宏观部委政策咨询会的座上宾。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影响力很大的财经媒体上，外资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在那儿高谈阔论，要求中国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大幅升值。长期旅美的北大的陈平教授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有利益冲突国家的投行人士有资格在一个国家的电视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加以评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新闻自由”！
本国的投资银行也无权力在公共媒体上干预宏观政策，别说外国的投资银行了 ——因为你的政策建议究竟代表中国的国民利益还是外国的商业利益？
文章分析说，尽管当下中国本轮的通胀原因很复杂，但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胀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目前幷不存在突出的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这说明通胀压力幷不是出在产品的供需上，而是发生在生产成本的推动上。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各大外资投行的宏观报告中，无不刻意将当下之通胀与上世纪需求拉动的通胀划上等号，开出的药方无不是大幅升息、大幅升值的超紧缩需求管理政策，与十年前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拯救收编”东亚各国的一幕何其相似。
通胀尽管表现为货币现象，但其实质是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已经无法抵御和吸收要素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实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紧缩从来不是杀死通胀的武器。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超紧缩政策（包括加息与升值，升值的本质就是通缩）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幷不一定会降下来。
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高企，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只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很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潭，即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减速幷存的局面。这是最为糟糕的政策效果。我想那些饱读西方经典的大行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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